從"臨城劫車案"誕生的"特殊郵票"  

    棗莊大眾網(wǎng)5月14日訊   1923年5月6日凌晨2時30分，由南京開往北京的第2次特快列車沿津浦鐵路行駛到山東臨城和沙溝之間時，被孫美瑤為首的一幫土匪截住，將車內(nèi)旅客的財物洗劫一空，并把200多名旅客綁架到山東棗莊東北方的抱犢崮。在200多名被綁架的旅客中，有20多名是外國人，因此，“臨城劫車案”迅速成為中外矚目的大事件。
    事件發(fā)生后，英美等國立刻向當時黎元洪政府提出強烈抗議，要求黎元洪政府在最短時間內(nèi)解救人質(zhì)。
    黎元洪急電當時山東督軍田中玉，令他全權(quán)代表政府，對孫美瑤進行圍剿。田中玉派軍隊前往棗莊剿匪，孫美瑤把外國人質(zhì)推向前，為保障人質(zhì)安全，北洋軍不敢貿(mào)然開槍，孫美瑤趁機提出三項談判條件:北洋軍閥不得再派軍隊前來清剿；必須擔負他們一年的軍餉；以那些被扣壓的外國人當作抵押品。孫美瑤提出條件時，口氣相當強硬。“臨城劫車案”發(fā)生后，英美等國多次要求黎元洪政府，不惜一切代價保證人質(zhì)安全。北洋政府擔心處理不好，在國際上造成不良影響，便答應同孫美瑤進行談判。因為孫美瑤手中握有外國人質(zhì)，談判自然占了上風，最后，雙方達成協(xié)議，由當時在上海經(jīng)營廣告業(yè)的美國商人卡爾·克勞做中間人，負責雙方的溝通與聯(lián)系。
    協(xié)議達成后的第三天，克勞和他的助手麥根，以美國紅十字會及美國商會代表的名義來到臨城，給被扣押的旅客送來食品和衣服，同時，還為旅客帶來他們的信件，旅客如果要投寄信件，也由克勞代勞，這些信件裝在一個木箱子里，箱子上面用英文寫著“土匪郵政”，裝有信件的箱子首先被送到臨城，交到郵局，再寄往全國各地。
    克勞和麥根有傍晚散步的習慣，由于剛到一個地方，就更想了解這個地方。有一天傍晚，他們到棗莊外閑逛，來到一個小村莊，當他們走進小村莊時，發(fā)現(xiàn)有許多店鋪，在一家小刻字店，他們停下了，克勞走進店里，看店里擺設(shè)的生產(chǎn)樣品，覺得它們雕刻得非常逼真、形象，克勞一邊看，一邊用不太流利的漢語微笑著對老板說:“你的東西，很好，很好！”克勞還發(fā)現(xiàn)，就是這樣一間小店，除了會刻字，還會印刷，印刷品的質(zhì)量都非常好，他想到郵寄信件時，如果能有“土匪郵票”，那該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
    回到住處，克勞和麥根連夜設(shè)計郵票，他們找來當時的一些郵票進行參考，經(jīng)過幾次修改，終于繪制了樣圖。第二天，他們把樣圖拿到刻字店，要求老板按樣圖刻出模板。起初，老板不肯刻，他知道這樣做是違法的，但克勞一再保證，不會泄密，并且愿出雙倍的價錢。老板答應了，立刻刻出了模板，并開始印制，于是，歷史上的“土匪郵票”就這樣產(chǎn)生了。
   “土匪郵票”共有兩種，分為5分和10分的，兩種郵票都是木刻的，黑色印刷，長方形，周邊無齒，當時，第一次各印了300枚。5分的郵票是麥根設(shè)計的，上面有一座小山，代表旅客被扣押的地方“抱犢崮”，郵票的兩邊分別用中文和英文寫有“抱犢崮”的字樣，在雕刻時，由于刻字人的疏忽，誤將“C”刻成“0”，從而使5分郵票變成了50分票，也就是說，把“5CTS”刻成“50TS”以至成了錯票。但是，這種郵票在所用時，仍然當作“5分大洋”，它是用一種紅色的紙張印刷的。10分的郵票是由克勞設(shè)計的，與5分票不同的是，它的上面沒有圖案，也沒有中文，只有英文。上面寫著:“PAO-TAZKVBANDIT”，(意為“抱犢崮土匪郵政”字樣)，郵票的周圍有花邊，它是用一種黃色的紙印刷的。
    克勞把郵票印好以后，便把它們帶到被當作人質(zhì)的旅客中，并且聲明，今后無論是誰往外寄信，都必須要加貼這種專用郵票，否則信件寄不出去。有的旅客雖然懷疑有假，但為了信件能夠順利寄出，不得不掏錢購買克勞的“土匪郵票”。
   在孫美瑤那些匪徒中，沒有人懂英文，也就不知上面寫著什么，因此，沒一個人對這些“土匪郵票”產(chǎn)生懷疑，旅客要寄信時，首先得在信封上貼上“土匪郵票”，然后再交給克勞，這種紙片只是克勞私自印的，不是什么有效的郵資憑證，每封寄往外地的信件，克勞都要加貼正式郵票，才交付給郵局。
    克勞和麥根故意將正式郵票和自制的“土匪郵票”并貼，信到郵局時，郵政局的工作人員在兩種郵票上都蓋了郵戳。
    這些信大都是寄往上海的，“土匪郵票”立刻在上海傳開了。上海的郵商和集郵人把“土匪郵票”視為不可多得的珍品，擁有“土匪郵票”的人成為別人羨慕的對象。另外，“土匪郵票”確實來自土匪老巢，“臨城劫車案”又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，有關(guān)此案的一切東西都是新聞，一些新聞媒體把“土匪郵票”與臨城劫車案聯(lián)系起來，大肆進行炒作，一時間，“土匪郵票”在上海的身價呈直線上升。
    物以稀為貴，許多郵商和集郵人在上海得不到郵票，便把目光轉(zhuǎn)向“土匪郵票”的生產(chǎn)地，他們寫信給克勞和麥根，要求能得到“土匪郵票”，有的人怕遭到拒絕，不惜開出了高價。
    克勞和麥根當初印制“土匪郵票”時，只想賺點小錢，做夢也沒想到會受到如此歡迎，收到來自上海的求購信后，他們幾乎興奮得一夜未眠，他們趕到印刷“土匪郵票”的小店，郵票的模板還在，于是每種郵票各加印數(shù)百張，寄給上海的郵商和集郵愛好者，所得的錢款，正好用于人質(zhì)寄信的費用。
    由于報紙的大力宣傳，克勞和麥根的“土匪郵票”在社會上的名氣越來越大，時間不長，天津郵政局發(fā)現(xiàn)了這件事情，為了弄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天津郵局派人到棗莊進行調(diào)查，經(jīng)過三天周密細致調(diào)查，終于弄清“土匪郵票”的生產(chǎn)、發(fā)行，以及如何流通的。調(diào)查人員把這些情況向天津郵局的領(lǐng)導匯報，天津郵局作出決定，從今以后，凡是貼有“土匪郵票”的郵件，不論是否貼有正式郵票，一律不予投寄，退回給寄信人。
    1923年6月13日，被綁架的人質(zhì)終于全部被釋放，在社會上發(fā)行了一個多月的“土匪郵票”，也就正式收場。
    克勞和麥根發(fā)行“土匪郵票”雖然收場，但是，那些已經(jīng)發(fā)行的郵票已流入民間。因為發(fā)行時間短，數(shù)量少，更因為“土匪郵票”與震驚中外的“臨城劫車案”有關(guān)，在以后的幾十年里，這些郵票變得越來越珍貴，成了集郵者的搶手貨。一些人紛紛仿制“土匪郵票”。于是，在郵市上出現(xiàn)了大量“土匪郵票”的贗品，價格一時間下降許多，雖然如此，還是有許多人不敢購買“土匪郵票”。據(jù)老一輩集郵家說，真假“土匪郵票”雖然難以區(qū)別，但仔細辨認，是能夠分得出真假。真品是木刻印制的，而贗品則是石刻印刷的。
    因為“土匪郵票”具有它的特殊性，有人便為它申請吉尼斯紀錄。經(jīng)過吉尼斯總部的考察，“土匪郵票”收入了吉尼斯大全，被稱為“世界上惟一由罪犯開辦的郵政”所發(fā)行的郵票。(李運英)